“垃圾围城”是目前中国大城市不可回避的城市病。2013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.73亿吨，如果堆在一起，可以堆出500多座百层高楼，广州产生的生活垃圾两天不处理就能堆到香港。据预计，2020年广州的垃圾日产量将达到2.57万吨。就目前而言，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几近饱和。

一方面是城镇化进程在加快，城市垃圾体量以超过10％的年均增长率增加；另一方面陆续满负荷的陈年垃圾填埋场，超负荷运转的垃圾焚烧厂，历年累加的未处理垃圾……这是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城市都在面临的难题。

由于无害化、减量化、资源化的垃圾治理理念未被社会广泛接受，垃圾分类没有普遍实行，“废品回收”成为难以破解的棘手问题，“垃圾围城”成为困扰发展的生态困局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就环保问题指出，全国4万个乡镇、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，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.8亿吨，不少地方还处于“垃圾靠风刮，污水靠蒸发”状态。

“垃圾围城”，与PM2.5一样，逐渐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。如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远丰村是一个有400余人的村庄，村后有座垃圾山，10年间12人因患癌症死亡，被不少媒体为“癌症村”。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进行反思。

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垃圾处理方式，主要有填埋、焚烧和再生循环利用三种。然而，这三种形式在中国却寸步难行。一是垃圾掩埋不现实。中国是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，特别是人口密集、垃圾产生量大的城市地区，填埋方式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。二是垃圾焚烧不易被社会认可。近年来垃圾焚烧厂项目的选址、开工备受质疑，乃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来阻止焚烧厂的设立。三是垃圾循环利用难以为继。早在2000年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便被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，但试点至今，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都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。由此可见，解决“垃圾围城”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是很难解决的，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全民的积极参与。

纵观世界上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比较成功的国家，比如丹麦。丹麦的垃圾处理基本分为几步：全民行动，垃圾分类；废物不“废”，回收利用；焚烧技术，供电供暖；减少填埋，逐步消灭。减少垃圾总量，变垃圾为能源，是丹麦垃圾处理的宗旨。据统计，2010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只有1.9%的垃圾被填埋处理，而在20年前，这个数字超过40%。丹麦正是从政府到公民都行动起来，才获得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绩。

解决“垃圾围城”，关键是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：一方面，应将更多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全过程，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订垃圾处理政策法规、布局垃圾处置设施；另一方面，需要全民参与，从垃圾分类、减量开始，再加上焚烧等技术的采用、资源回收率的提高，垃圾围城难题终将被破解。